在唐人选唐诗的本子中，《河岳英灵集》是比较著名的一种了，《英灵集》所选的第一位作者是常建，《唐诗纪事》卷三十一说：“首列常建，爱其‘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殷璠没有说明首列常建的原因，但他在评述常建时的话是这样的：
高才无贵士，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建诗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数十句，并可称警策。一篇尽善者，“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丘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余悲怨，未见如此章。（按：刘桢，字公幹。东汉时东平宁阳人。司空曹操辟为军谋祭酒参军，建安十六年为曹植庶子，不久转五官中郎将文学，建安二十二年，公元，染疫病卒。左思，字太冲，晋代齐国临淄人，妹芬为晋武帝贵妃。泰始中，秘书郎。惠帝永宁年间，齐王司马冏召为记室督，称疾不就。鲍照，字明远，刘宋时东海人，元嘉中临川王刘义庆以为国侍郎，宋孝武帝刘骏时为太学博士。后除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明帝泰始二年，公元年，刘子顼起兵，败。照为乱军所杀，时年五十余。）
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于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中进士，一生仅做过某县县尉。（《唐才子传》大历中为盱眙县尉，误。）仕途困顿，长期隐居终南山的太白、紫阁诸峰，后还到今湖北武汉的樊山（西山）一带寓居。常建曾写过一首《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时宫人》诗，唐朝以前，《列仙传》、《续搜神记》都有关于毛女传说的记载，其中就有常建曾隐居或游历的华阴和武昌一带的山中。常建当是感于其事，乃发而为诗，后人如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便将此坐实，以常真于山中遇仙人毛女，“因授建微旨，所养非常”，为常建的诗中有“祈君青云祕，愿谒黄仙翁”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
王昌龄的一生仕途也不畅达，曾做过祕书省校书郎，后中博学宏辞科，迁氾水县尉。开元二十七年，被贬岭南。二十八年（公元），授江宁县丞。天宝初，被贬龙标尉。安史之乱期间回乡，途经亳州，被刺史闾丘晓所杀。事在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前后。（读《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张镐传》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等可知。）王昌龄出仕前，一直居住在长安的灞上，常建为长安人，二人释褐前可能就有交往，又为同榜进士，其情谊可见。此诗选入《英灵集》，其创作的时间必在天宝十二年之前。那么或是其出仕之前，与王昌龄同居于长安时期，因某次访王昌龄不遇而作此诗。诗中的西山，有人以为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石门山，也无确凿证据。有以为就是指武昌的樊山，即常建隐居处不远的地方。若如此，则王昌龄或可能在由江宁县丞被贬龙标尉之间的某一段时间曾隐居过樊山一带。常建有一首《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作僓）》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尉后。若隐居西山的在被贬龙标尉期间，则可能性极小。龙标在今湖南黔阳，距武昌余公里。若是王昌龄乘乱从龙标逃回时，则在安史之乱后，则此诗不可能收入《英灵集》。所以在没有发现更多佐证的情况下，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地点均无法确定。王锡九先生在《常建诗歌校注》中，以为王昌龄隐处“当指其出仕前在长安附近的居所”，应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但这首诗在唐代已成为流传的很广的名篇，至清代更是倍受“神韵派”的推崇，与《题破山寺》都被视为常建的代表作。所以对这首诗，尤其是其中“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一联，王士祯等人多有称赏，甚至言其“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
清溪深不测，隐处惟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读完全诗，大家会发现，其中并无难于理解的地方。起首两句写隐处之幽深：清溪并非确指，当是王隐居处近旁的一条小溪；深不测，非指“清溪”之水，而是清溪所处之地，深远而难以探访。因为深，所以人迹罕至，终日就只有孤云悠闲地飘荡。这样的地方，当然是“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的好去处，令有隐居之情趣的人，陡生向往之情。前面我们在赏析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时，曾引用了晋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诗，以分析其意境，这里的“惟孤云”是同样的意趣。
三、四两句描写“隐居”亭院的近景：松柏枝叶的缝隙里，洒下缕缕月光，仿佛仍在是为旧时的主人特意照到这阒静的院子。这诗人住宿在朋友王昌龄隐居之所看到的真情实景，也是诗人由此眼前之而引出的对朋友的思念。“犹为君”的“犹”字，便将朋友不在，景色依然的怅惘之情，含蕴而强烈地表达恰到好处。也正是“犹”字，又使得前面的“孤去”多了一层含义：朋友没有在这样隐居之所，连天上飘荡的白云显出了孤独之意。幽静的环境，更是朋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写照，这一点上，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用了同样的笔法。其妙处正在未见其人，如见其人；未睹其形，已得其神。谭元春在《唐诗归》中评论此句为“是昌龄一幅小像”，是有见地的。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这样的诗句当然倍受前人的称赏，从唐代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到近、现代，不啻百家，可谓“赞不绝口”！或称警策，或赏其清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马位《秋窗随笔》称“此等句无点烟火气，非学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便道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更称赞到：“系兴会所至，偶然而得。强欲偶之，虽费尽苦思，终不能敌，是盖有不可力争者。”更有从以月光写人进行分析者，如焦竑《焦氏笔乘》卷一《月出》：“《毛诗》：‘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岁月怀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子美《梦李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常建《宿王昌龄隐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王昌龄《赠冯六元》：‘山月出华阴，开此河渚雾。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类甚多，大抵出自《陈风》也。”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六，有一段话几乎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多出“甚得怀人之体”数字。
三、四两句写高处的月光，五、六两句则写低处院落内的景致：院落内幽雅而简朴的茅亭，若是今主人在此，定是与诗人深夜畅谈的最佳场所，但主人没有在这里，只有主人此前种下的花卉盛开花独宿在亭中；院子里旧时的栽莳的药草，依然茂盛，只是畦间没有人翻土耘耨，滋生了一层苔藓。字里行间是对朋友的思念和未能见到朋友的情感憾缺。前面我们曾说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无法确定，这里我们不妨做两个假定：
第一种假设：诗中所写的是王昌龄出仕前长安附近的隐居之所，则有可能是诗人县尉秩满，到长安谋求新任未果时寻访旧友，这时他可能已经产生了归隐山林的念头，于是来到了王昌龄隐居的地方，此时王可能是江宁县丞的任上，故而没能相见。第二种假设：诗中所写的是鄂渚附近王昌龄曾隐居的地方，此时王第二次被贬，远谪龙标，诗人在因思念朋友而特意前往探访他旧时的西山隐居的住所。这两种假定，都可以很好的解释诗中的隐约之中的清冷之气，而第二种尤其可以契合诗最末两句。有人认为这首诗可能是王去世所写，但与王昌龄安史之乱中，于至德元载（公元）或次年为闾丘晓所害相矛盾。常建一生诗歌中所写的当时的人物，唯王昌龄是姓氏、籍里、作品、事迹和官职可考的，又与自己是同科进士，其感情可想而知。
宿王昌龄隐居诗末两句，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志：“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谢时，致意时人。语出《列仙传》（旧题刘向著）卷上：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即嵩山）。三十年后，来（本作“求之”，于义难通，依王叔岷校本作“来”较长）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在河南省偃师县境，今名缑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所以作者以“谢时”表示远离尘凡，隐遁山林。鸾鹤是传说中仙人乘坐之鸟，如江淹《登庐山香炉峰》诗：“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唐·刘希夷《嵩山闻笙》诗：“真声是何曲，三山鸾鹤情。”我们在唐诗中总看到诗人们把隐居比喻作仙人一般的生活，写得浪漫而飘逸。
然而这是他们内的心真实吗？常建有一首《古意》诗，其中有这样几句：“青鸾临南海，天上双白鹤。万里齐翼飞，意求君门乐。玉宵九重闭，金锁夜不开。两翅自无力，愁鸣云天外。”白鹤虽有远翥万里的能力，却无力扣开九重君门，所以只有“愁鸣云天外”了。还有一首《太公哀晚遇》诗，其中也有几句很值得玩味：“古来荣华人，遭遇谁知之？落日悬桑榆，光景有顿亏。倏悲天地人，虽贵将何为？”姜太公的故事，历来都是君臣际遇的美谈，连李白这样的诗人都渴望有朝一日像吕尚一样得遇文王般的明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可是，常建却在此事中看到的是人生无常，荣枯倏忽。“落日悬桑榆，光景有顿亏”，已是日薄西山，虽然得遇，落日的光芒又有几何呢？顿亏，急剧衰减的意思！俟河之清，人生几何！这或许才是隐逸之士的真实内心呀！我已等不及那晚来的荣耀，且寻找一个美丽的心灵归宿吧。
常建诗意图倘若王昌龄应了常建之招，真曾到樊山一带隐居，则这首可能又包含着对朋友的怀念与惋惜：我已致意时人，飘然仙游，而你奔竞于仕途，如今“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远窜蛮荒，虽然朋友可以“我寄愁心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但那又谁想要的结局呢？其实不仅这首诗，常建的诗常常有一些让感到凄冷的字眼，如我们熟知的“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罄声”，再看这两句：“山崩鬼哭恨将军”、“冤气苍茫成黑云”（《塞下曲（四首）其三》），前人说常建诗开了李贺诗歌的路子，如清代贺裳的《载酒园诗话又编》中说：
“高山临大泽，正月芦花干。阳色薰两崖，不改表松寒。”此东野意趣也。“井底玉冰洞地明，琥珀辘轳青丝索。仙人马凤披彩霞，挽上银瓶照天阁。黄金作身双飞龙，口衔明月喷芙蓉。一时渡海望不见，晓上青楼十二重。”置之长吉集，奚辨乎？二子（指孟郊和李贺）之生尚在数十年后，此实唐风之始变也。吾读盛唐诸家，虽浅深浓淡，奇正疏密，各自不同，咸有昌明之象。独常盱眙如去大梁、吴、楚而入黔、蜀，触目举足，皆危崖深箐，其间幽泉怪石，良非中州所有，然亦阴森之气逼人。
其实，类似的说法，我们在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彭端淑《雪夜诗谈》等许多资料中看到类似的说法。毫无疑问，在盛唐的繁荣昌明之外，这点清冷之气，构成了大唐的另一抹色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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