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商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原

早商时期，在早商文化南渐地域内发现了许多包含早商时期遗存的遗址。其中层位关系明确，出土遗物丰富的典型遗址，有江汉地区的盘龙城遗址群、黄梅意生寺遗址、荆州荆南寺遗址，洞庭湖流域的岳阳铜鼓山遗址、石门阜市遗址、宝塔遗址，鄱阳湖流域的九江龙王岭、神壤遗址、吴城遗址，安徽江淮地区的含山大城壞遗址等。

盘龙城遗址群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阪区聂口镇叶店村境内，由盘龙城城址、李家嘴、杨家湾、楼子湾、王家嘴址、杨家嘴等遗址组成。盘龙城遗址以早商时期化遗存为主体，但也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二里头文化因素。笔者认为所出陶器圜底爵和锥足缂均不见于二里头文化，而王家嘴盘龙城二期遗存的分裆陶高、甎、爵、聲等都与早商文化同类器相近，应为商文化的典型器，依据采集陶片推测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商时期。

后来又进行了连续数次的发掘工作。年对楼子湾遗址发掘后，简报认为“盘龙城遗址的时代大约属于商代二里岗期，最迟也不晚于安阳小屯早期”。年对盘龙城城址发掘后，发掘者认为城墙的修筑年代应在二里岗期，并在对其周边各种遗存分析后认为“盘龙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同黄河流域商文化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直到年部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中才首次将盘龙城二里岗期商文化作为早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即盘龙城类型，确定了其文化归属。

后来学者们对盘龙城出土铜器、宫殿建筑、城墙结构、城址性质及作用和兴衰的原因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年出版的《盘龙城—年年考古发掘报告》对其发现和发掘遗迹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介绍。盘龙城在原报告所划分的第二期时开始进入早商文化。报告中的二期遗存中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黑陶、红陶也占一定比例。炊器以高为主，鼎和中口深腹罐也占一定比例。

其中平裆鬲多于分档高。卷沿、垂腹、分裆较高的薄胎鬲与先商文化鹿台岗类型的陶高形态较一致，但微折沿、足稍外撇的作风与二里岗下层偏早时期的鬲接近，当界于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一期一段之间。高、大口尊、紅等颈部明显内收，陶胎较薄。陶畐、戲和式琿的袋足肥硕，多圆唇，分裆较高，实足根细高。鬲式琿敞口、领部斜直且较高，领腹交接处较细而且转折比较明显。

以上这些特征与二里岗遗址和郑州电校出土的高特征相同，浅腹盆形鼎的形制与郑州二里岗所出陶鼎仅足部外撇程度不同。可见，该期的年代应已进入早商，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即早商文化一期一段偏早。从文化因素的变迁过程来看，早商文化早在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阶段就来到此地，稍晚于商族进占郑州的时间。但是，此时期的商文化因素所占比例有限。到了二里岗下层一期的偏晚阶段（早商一期一段偏晚）时，中原早商文化因素大量增加，本地文化因素逐渐消失，而独有大口赶的数量增加。

说明在这一时期商人在巩固了对夏人故地的统治之后，已经着力投入到对南方的扩张。到了盘龙城四期（早商文化一期二段）时，中原商文化因素比例已经高达以上，本地因素和其它文化因素更加减少，并且出现了较高等级的商人墓葬。盘龙城城址也是在此期的末端开始兴建。五、六期（早商文化二期三段）时中原商文化因素比例继续增加，城址和宫殿的使用达到鼎盛，随葬大量精美青铜器的高等级墓葬大量出现，说明了此时期盘龙城进入了平稳繁荣阶段。

到了早商文化二期四段，即报告的第七期偏晚阶段时，遗存数量剧减，盘龙城突然废弃，之后再也没能重建。荆南寺遗址位于荆州市荆州古城西公里处，南距长将公里，北距楚都纪南城公里，地属江汉平原西南部，自然条件优越。年砖厂取土破坏了遗址完整性，当年秋，荆州地区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年至年，荆州地区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面积为平米，年，荆州地区博物馆联合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了第二次发掘，面积为平米。

此后在年、年、年、年、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连续的发掘，共揭露面积平米。年《荆州荆南寺》报告对该遗址的发掘收获做了较为全面的报道。荆州寺遗址遗存包含丰富，时代从早到晚，包含了大溪文化遗存、石家河文化遗存、夏商时期遗存、西周一东周时期遗存以及西汉时期遗存。夏商时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部分，遗迹丰富，主要有墓葬、房屋和灰坑。

遗物以陶器、石器、少量小件青铜器以及少量的硬陶和原始瓷器。其中陶器以夹砂灰陶占多数，器型包括鬲、盖、鼎、罐、社等。在早商一段时，中原商文化因素已开始出现，但比重较小；到早商二段时，器类数量增多，典型的商文化因素比重开始上升，同时还开始受盘龙城的影响。早商三段时，商文化因素增多，从发表的单位看，基本每个单位均可见到商文化因素，此时典型的商式器类诸如假腹豆、爵、舉等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荆南寺遗存发展到较为强盛的时期。

早商四段时，该遗址继续保持强势，商文化因素同样很多，此时盘龙城的影响开始减少并趋于消失。早商五段时，整个遗址开始有衰退迹象，商文化因素剧减。最后，早商六段时，整个遗址衰退，很少发现遗迹单位，商文化因素较少。从总体上看，荆南寺早商时期遗存所含因素较多，但、两群陶器的稳定共存，是其突出的的特征，但群是该遗存的主体因素，这就决定了这类遗存不能像盘龙城那样归入早商文化。

但在早商时期，早商文化因素在江陵地区商代遗址中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到了晚商时期，从沙市周梁玉桥、江陵梅槐桥等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商文化因素急剧减少，地方文化因素却不断增强，文化面貌有较大改变。意生寺遗址位于湖北省黄梅县城西南约公里，年为配合黄黄高速公路建设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共平米，地层堆积共六层，揭露出遗迹有房基座，灰坑个，遗物以陶器为主。

意生寺遗址时鄂东南所发掘的一处较为重要的早商遗址，其上限可早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发掘揭露出的一批早商遗存，器物的演变具有连续性，既包含了中原文化因素，又具有较强烈的地方特征，是研究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非常重要的材料。从时间上来看，一期时，商文化因素占主要地位，绝大多数与盘龙城类型相似，有少量的土著文化因素；二期时，商文化因素仍处主导地位，本地土著因素有所增加；到了三期，商文化因素略有减少，但仍是主要因素，本地因素有增多趋势；

四期时，商文化因素低于其它三文化因素的总和；到了五期，典型商文化因素基本不见，而是以当地鼎、签文化因素为主。铜鼓山遗址位于岳阳市郊，颜临长江东岸，为江边丘陵地中一顶部稍平缓的山头。年发现，次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平米。遗址出土大量商时期遗物，主要有鬲、覷、鼎、爸、罐、萍、爵、大口缸、大口尊、尊形器、盆、豆、罐等。

简报对遗址的文化因素构成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文化因素主要组成为文化因素，并且同盘龙城类型更为接近，同时并存的还有当地土著文化因素及签、鼎等为代表的来自于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石门阜市遗址位于石门县阜市镇东北方向，发现与年，同年月进行了小面积试掘。年底至年初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共平方米。年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平方米，通过两次正式发掘，了解到阜市遗址有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商代青铜文化遗存及东周楚文化遗存。

阜市遗址早期新石器遗存通常称之为“阜市下层遗存”，商代遗存又被称为“阜市中层遗存”。阜市商代遗存文化堆积层大致可分为五层，揭露出商代灰坑个，墓葬座及密炉一处。出土商代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包括石范）三大类，其中陶器残片有尊、杯、簋、豆、圈足器、矮把豆等。报告根据出土遗物及与周边遗存的比较初步推断该遗址的年代应属商代。

宝塔遗址位于澧水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西距石门县城约公里。年，在该遗址东端沿河岸清理一断面，编号，同时在其相邻地区清理残破灰坑处。调查简报依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将遗址分为三段，并将其年代初步定为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另外，在石门县城西北的桅岗发现一座墓葬，出土有陶器、玉石器，简报将墓葬的年代定为商代前期。

九龙王岭遗址位于九江县西南约公里的马回岭乡的一处，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遗址堆积层次比较简单，揭露出眼井，出土完整和可复原陶器件及少量的硬陶和原始瓷。器类有高、罐、盆、盘、鼎等。发掘简报将该遗址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为第三层和开口于二层下的，第二期为二层，第三期为二层。根据器物风格及其装饰风格，初步将时代推定在吴城遗址一至三期的范围内。

神墩遗址位于九江县城西北十六公里，有一条小溪与长江相通。发现清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商代和西周时期水井等遗迹。吴城遗址位于樟树市吴城乡萧江二级台地的山前地带，年为配合兴建吴城水库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自年至年，江西省文物考古所联合多家单位对遗址先后进行了十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基本弄清了城址的范围、功能区的分布、始建及延续使用的年代、与周边文化，尤其是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首个年代明确的青铜文化遗址，其周长近三千米米的堆筑城垣，以及由红土台、建筑基址、广场、柱洞群和长廊式道路组成的大型祭祀场，大量铸造戈、茅、锛、斧、剑、插等青铜武器、工具的石范，随葬青铜器、工具、兵器的墓葬及大量成组的硬陶、原始瓷器等均是第一次发现，有的甚至是迄今唯一的发现。根据吴城城址及出土遗物情况，《吴城—年年考古发掘报告》提出了吴城遗址是商时期“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檻的地区”的论断。

吴城遗址在前三次发掘的基础上，发掘者确定吴城遗址一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殷墟早中期、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含山大城墩遗址，位于含山县仙踪夏棚。年秋年春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正式的发掘，后来又进行了第四次发掘。该遗址为东西向长方形台地，面积约两万多平米，两头较高，中部平坦。经过一次试掘和三次正式发掘，有了甚多新的发现，同时也看到很多的堆积层，许多遗迹和遗物：遗迹主要有灰坑、房址和墓葬等；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原始瓷器、骨器和少量小件青铜器。